文 / 子玉
宋金战争中的宋军暴露了种种短板，最终以靖康之耻的历史悲剧而告终。回顾这场战争，宋军的失败不仅仅是因为游牧骑兵压倒性的优势，也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——宋朝的领导层始终保持惯性思维和旧有模式，而金军却展现出强大的学习能力，始终保持着“空杯心态”。
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个事实。新兴的女真族虽然崛起迅速，战斗力强，但他们的优势几乎仅限于野外作战。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的战斗技能，而与宋朝的文明化差距显而易见。金军对于城市攻坚战几乎没有任何实战经验，他们的作战能力主要来源于长年累月的狩猎活动，这种野外作战经验虽然深深植入他们的基因，但攻城战却完全陌生。
这一点，在太原攻防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——
从宣和七年（1125年）12月开始，金军围攻太原城，直到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9月才最终攻破，整个过程长达260天。在这段时间里，金军几乎使出了所有可以想到的手段，却始终未能突破太原城墙，直到城内缺乏粮草、守军力竭才宣告败北。这说明，尽管宋军在战术上有不足，但在防守方面依然有可圈可点的表现，而金军的攻城能力显然远不如野战。
展开剩余74%然而，即便在接下来的攻城战中，金军依旧损失惨重。粘罕进攻寿阳时损失了上万人，平定战中损失了三千人，而在与斡离不的合围战中，又有两三万金军伤亡。这些惨痛的经验反映出，金军在城市攻坚战方面依旧显得力不从心。
然而，到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11月，粘罕在进攻怀州时，宋军守将霍安国惊讶地发现，金军不但使用了火炮等先进武器，还具备了多种攻城器械，这表明金军在攻城技术上已取得了显著突破。
这段时间内，金军不仅准备了大量的攻城器械，还进行了反复的技术改良。如果你能穿越回当时的金营，必定会惊讶于他们已经具备了与宋军相当的攻城能力，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宋朝。金军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进展，正是因为他们始终保持学习的态度，不断总结和吸收战术经验。
与此相对，宋军却依然保持着老旧的应对策略。从第一次汴京之战结束后，李纲便提出了许多建议，其中一条尤为重要：在北方建立藩镇，并给予地方将领军政一体的权力。这一建议的核心是解决宋军指挥体系混乱和战斗力不足的问题。
然而，宋朝的君臣并未真正重视这一建议。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，尤其是宋朝对军事专权的敏感，他们始终未能按李纲的建议进行调整。李纲的建议被搁置，直到太原城失守后，宋钦宗才急忙采取措施，将全国划分为四个战区，并赋予相应的军事、财权、政权，这才勉强开始应对金军的进一步进攻。
然而，时机已经错过。第二次汴京之战爆发时，宋钦宗依然执着于陈旧的管理模式，任命了大量官员，却未能形成有效的指挥体系。这种臃肿的组织架构导致了决策上的缓慢和混乱，甚至在紧急情况下，宋朝的官员还因责任划分问题产生争执，导致军火资源无法及时调配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，宋朝兵部和枢密院就五百门大炮的管理问题争执不下，导致金军能够毫无阻碍地攻占刘家寺，并将炮火指向汴梁城。
金军在组织和指挥方面展现出极高的效率——在第一次汴京之战后，金军立刻进行了组织架构调整，设立了元帅府，分配了东西两路军的指挥工作，使得军队指挥更加协调和迅速。这种效率无疑为金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
与金军的高效相比，宋朝的制度则暴露了严重的弊端。赵匡胤设计的制度在平时看似行之有效，但在遭遇重大危机时，迅速显现出其制度上的局限性。这种庞大、互相制约的官僚体制，实际上成了宋朝灭亡的加速器。
更为明显的是，金军的学习能力不仅仅体现在战术和军事组织上，还包括对文化和礼仪的迅速吸收。宣和五年（1123年），宋朝使者惊讶地发现，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礼仪体系，展现出与他们原始部落时期截然不同的文明面貌。而这些礼仪的学习，正是通过辽国的投降者得以实现。金朝的皇帝以前甚至连固定住所都没有，然而几年后，他们的宫殿和接待设施已经达到了成熟的水平。
相比之下，宋朝的君臣在面对金军的高效组织和灵活应变时显得迟钝无比。在汴京陷落后，宋朝的官员仍然在为金国的领导人是斡离不还是粘罕而争论不休，完全未能认识到金军已经成为一支极其成熟且充满活力的军队。甚至在金军要求《资治通鉴》等书籍时，宋朝却未能及时作出回应，显示出宋朝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固步自封。
总体而言，宋朝的失败不仅仅是因为军事上的劣势，还因为他们未能适时调整制度和策略，最终被金军超越。金国的学习能力与适应能力，是宋朝无法匹敌的致命缺陷。金军的进步，恰恰展示了“空杯心态”的威力，而宋朝的停滞不前，则加速了它的灭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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